人类无可避免地要经验到创伤,历史是用血泪所写出来。
——ven der K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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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与遗忘——我们应有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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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新馆墙上雕刻的遇难者的名字。这个纪念馆会利用可信的雕像、文件、私人物品和其他形式讲述惨遭纳粹德国屠杀的600万犹太人的故事。 图/CFP

 

“20世纪是个苦难深重的世纪,太多的东西遭到了毁灭,这也就是为什么‘记忆’这个主题变得如此重要。”德国著名的埃及学家、“文化记忆”理论的创立者扬·阿斯曼认为,“记忆”成为人文科学领域近半个世纪以来持续的热点话题,并不是偶然的。今年,“文化记忆”领域两本最重要的著作《文化记忆》和《记忆空间》的中文版面世,作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也受邀于歌德学院,来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讲座。有趣的是,扬·阿斯曼的研究以“回忆”为核心,而阿莱达·阿斯曼的讨论却时常是有关“遗忘”的。“回忆”和“遗忘”正如一体两面,彼此构成了“记忆”。

 在阿斯曼夫妇看来,“文化记忆”既区别于历史书写又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传统”——记忆不同于历史,是因为它是以群体的身份认同为核心的,也就是说,它从来都是有倾向性的,以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为目标;而历史研究中的“传统的发明”又存在着陷入相对主义的隐患,它并没有为我们揭示不同社会在历时状态下的演变过程。

 而对于“记忆”的关注背后有一个潜在的未被言明的历史语境,那就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历史,这使得“文化记忆”理论深藏着尖锐的问题意识。20世纪不仅发生了多个文明体卷入其中的世界大战,不同形式的大规模屠杀,城市、自然和文明遗迹的多次毁灭,也是发源于西方世界的现代性推演到全球的每一处腹地并不断引起冲突和剧烈变化的一个世纪。

 记忆总是关于不复存在了的事物的。现代性的首要特征莫过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其活力也源于此。由于消失和变化的不断加速,现代媒介的推陈出新,以及从未停止的不同共同体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人类的记忆面临着一系列疑问:我们该记忆什么?我们该如何来记忆?而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又应怎样处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阿斯曼夫妇的思想中或许孕育着答案的种子。在他们看来,对过去的记忆或遗忘,将会决定我们的未来。

 在个人那里,回忆的过程往往是随机发生的,服从心理机制的一般规则,而在集体和制度性的层面上,这些过程会受到一个有目的的回忆政策或称遗忘政策的控制。由于不存在文化记忆的自我生产,所以它依赖于媒介和政治。从生动的个人记忆到人工的文化记忆的过渡却可能产生问题,因为其中包含着回忆的扭曲、缩减和工具化的危险。这样的偏狭和僵化只能通过公共的跟踪批评、反思和讨论才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现代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发生的断裂

 新京报:你的讲座现场有人提出,中国人容易遗忘,比如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你几乎很难找到超过30年时间的建筑。

 阿莱达·阿斯曼:事实上我根本不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有什么特殊性。你说的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特性,中国只不过卷入了这个进程,并把这个特性推演到了极致。现代主义就是关于遗忘的,它将“过去”标记出来,将之一刀与“现在”斩断,“过去”不再与“现在”相关联;而在另一层面,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现在”只跟“未来”发生关联。“未来”成为一个朝向伟大乌托邦的允诺。正如此,对过去的遗忘获得了它的合法性。

 于是在推倒房屋的时候,你并不会感到自己在摧毁什么东西,你会觉得那不过是在为将来创造新的空间罢了。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新事物、变化还有进步。如果你看重这些价值,那么你就不会感到遗忘是负面的,而是必要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根本逻辑。从这一点上,中国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而不过是在这一现代性的原则之上建设自身。现代主义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是中国人在遭遇到危机之时转向世界,学习其他国家的模式而引入的。

 新京报:我想中国人大概很难理解欧洲人每年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修缮城里的老房子。你觉得这跟不同文化有关系吗?

 阿莱达·阿斯曼:修缮老建筑的现象,对于欧洲来说也是相当晚近的。可以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人都没有过保护老建筑的意识。我想关于这一点需要推溯到19世纪。可以说我们有两重价值,一重是现代主义的、关于进步的,但在哲学的层面,却又同步出现了一种对于遗产的保存意识。可以将法国大革命视为一个起点。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革命者废除了他们的传统以及承载这些传统的机构,废除了君主制和贵族制,以世俗为名废除了教堂,甚至把国王的脑袋也给砍了——一切跟过去有关的都要斩断。

 但这并不是全部。他们在废除了一切之后,又将这一切给保留了——保留在他们的博物馆里边。就像我跟扬·阿斯曼昨天参观的紫禁城:作为一个机构,它在社会中已不再发挥功能了;然而它变成了用于展览的博物馆。紫禁城不再是一个神圣的空间(天安门可能成为了现在的神圣空间),而只具有历史性的价值。而作为历史性事物,它并不被废除,它依然在那里,但已经不再作为我们的“传统”而存在,而只作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被我们所认识。在现在和过去之间,有一个清晰的断裂。

 新京报:这样的断裂,是我们以现代与进步的名义主动追求的?

 阿莱达·阿斯曼:对,到了20世纪,这种现代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改变,变得更加激进化了。在建筑领域,让·柯布西耶的理念占据了主导。在政治领域,例如俄国革命之后,诞生了一种叫做“新人”的意象,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政治创造出“新人”,将这个人的过去与现在一刀斩断。这种疯狂的现代化计划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导致了大量的暴力和死亡。

 甚至在我的青年时代,德国学校中的老师都还在固守着这种现代主义。他们从不提过去,因为他们曾多多少少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个人欲望的层面他们非常想要忘记这段过去。1945年战败之后,德国被创造为一个“新”的国家,学生们则接受一套全新的教育模式以及新的价值。德国人不想记起任何跟过去有关的了,就好像以前的事情是一些“另外的”德国人做的。他们寻求一种政治上的清晰断裂,以拥抱一个新的现代民主社会。要忘记过去,就必须忘记受害者。德国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使得“过去”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新京报:使“过去”回归到人们的视野,是如何发生的?

 阿莱达·阿斯曼:有三种非常深层的变化在帮助我们克服现代主义对于“过去”的态度。一种可谓之“创伤的回归”,创伤是在事件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被意识到的,它总是延迟的;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对于创伤的记忆可能是一片空白,但是你的情感却始终固着在过去的事件上。就比如说,欧洲也是在非常晚近的时候才开始承认当年在各种殖民地犯下的罪恶。

 还有就是20世纪70、80年代,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态危机,大家突然意识到原来环境的承受力不是无限的,自然资源也不是无限的——所以那种以为可以无止境创造一切的意识形态也就不再受用了。

 最后是数字技术和电子媒体的飞速发展。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观点的交流增多了,政治意识形态便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稳定,也因此改变了人们对于政治的参与结构。


阿莱达·阿斯曼 德国著名的埃及学家 “文化记忆”理论的创立者


  怀旧

     像影子一直跟着我们

  新京报:那么“怀旧”的现象该怎样在这样的语境中被理解呢?

  阿莱达·阿斯曼:关于怀旧,我参与过一个很大的研究项目叫做“后帝国国家的记忆”。第一次世界大战分化出了七个“帝国国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这些帝国国家的殖民地逐渐分崩离析了。“后殖民”正对应着“后帝国”。由于原来的殖民地都变成了独立的国家,不再完全依附于己,欧洲的那些国家便多少陷入到一种失落的情绪之中。

  比如英国,离开了它庞大的殖民地,英格兰本身实在只是一个小岛,而如今威尔士、苏格兰也都纷纷想要分离出去。由于不再是它们之前那样,后帝国国家普遍都存在着一种“怀旧”情绪。不过“怀旧”也可能会具有一种批判性的潜能。如果能记得“过去”,就可能为“现在”提供一种可选择模式,一种新的期待视角。

  新京报:这种“怀旧文化”是否还跟消费主义的推动有关?

  阿莱达·阿斯曼:你所说的用“复古文化”(retro-culture)这个概念更加准确。在市场经济中,事物的情感价值来源于稀缺性。什么东西不在那里了,那么它就会自动在市场中取得它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又开始收集黑胶唱片。稀缺就是市场所遵循的原则。

  当然有时它也与代际记忆有关,一代人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曾生活经历过的情境,对于过去生活的怀旧像影子一样会一直跟着我们。而有关这些情境的要素会被市场所利用,反复地生产出来。而正如刚刚我们谈到的,由于现代主义正建立在不断的、剧烈的变化之上,导致事物不断地被“去价值化”,同时反向的“再价值化”过程也随之进行——事物的消失和复现都更加频繁了。

  历史

  德国记住了,日本遗忘了?

  新京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屠杀似乎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共同的文化记忆,而类似的比如在中国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就只成为了民族内部的记忆。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

  阿莱达·阿斯曼:记忆要被完全保存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首先,犹太人作为受害者保存了这段记忆,这是第一阶段:这总是需要先由受害者来完成。直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亚美尼亚人都还或多或少保存着他们的记忆(注:此处指1915年前后奥斯曼土耳其对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进行的有计划屠杀,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50万)。

  之后是德国人作为施害者参与到这个记忆的过程;而相反,土耳其人至今都在否认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希特勒在1939年宣称“如今谁还会记得亚美尼亚人的悲伤呢?”他通过这个来表达“我们可以杀害任何人、任何民族,而如果我们掌握了权力,就能使人们遗忘”。所以在记忆的第一阶段,受害者必须主动地将它保存下来,施害者才不至于逃脱罪责。

  受害者必须要创造出一种对话性记忆(dialogic memory),使得另一方有可能加入到这个记忆中来。对话性记忆是综合的,它不是从单一角度出发的,而是将双方的记忆都纳入进来。当然首先施害者需要承认所发生的事情,受害者才能自由地将他们的故事讲述给公众。

  不过需要提及的是,对犹太人的屠杀施害者并不仅仅只是纳粹,还有许多在当时顺从于纳粹的欧洲国家。有一些国家,像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暴行,他们借助“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惯常的历史表述掩盖了自己的罪行和责任。也有一些国家,例如法国,承认了就算不出于纳粹的胁迫,他们也自发地对犹太人进行了加害。事实上当时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是积极地遵从纳粹的犹太人政策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段历史记忆形成过程中缺失掉的一部分,那就是欧洲国家普遍的与纳粹的共谋关系以及个别国家自发的反犹行为。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单凭纳粹是不可能犯下如此浩荡的罪行的。而这就是记忆中潜藏的遗忘。

  新京报: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对话性记忆尚未完成?

  阿莱达·阿斯曼:有部分日本人至今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怀有一种英勇的态度,尽管他们战败了,但他们并未疏远这段历史并像德国人那样将之视为邪恶的。对于德国人,二战首先是他们不愿意忘记的过去,因为它是他们历史的一部分——但他们转换了这段历史的价值——这就意味着他们将过去与现在进行了切分。但对于许多日本人,过去和现在还是一个延续的关系。当年纳粹树立的一些纪念碑都还在,但是它们已在回溯的视角下变成了罪行的证物。这种转换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实现,日本人还没有完成这一价值的转换。

  在德国,可以说“欧洲”成为了一个所有事件发生的框架。因为现在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了,而是在一些共同价值(比如“人权”)的缔结之上彼此协同合作并建立了欧盟。如果我们分享了这些基本的价值,创造出关于过去的交流语境就会容易得多。但我在东亚并没有看见这样的共同框架和联盟组织。或许,如果每个国家都能疏离自身对过去所固守的价值,并在共同历史中为其他国家保留一点位置,事情便会得到改善。

  新京报特约对话 王若千

 

2015年12月2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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