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无可避免地要经验到创伤,历史是用血泪所写出来。
——ven der K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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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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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6日星期四  11:13:12

 徐 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注释】

    在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事件中,“反右”和“文革”是社会创伤最深、最持久的两次灾难。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在《文化创伤和集体身份认同》一书中,把“创伤”定义为人们所经历的“可怕事件”,它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对于那些受害者和同情受害者的人们来说,“可怕的事件”就是灾难。可怕事件的历史痕迹构成了对人有持续伤害作用和后果的记忆。[1]

本文从社会和文化构建的角度,参照现有的“文革”记忆,讨论“反右”发生50年后对这一事件的创伤记忆特征。这一讨论将涉及创伤记忆构建的三个主要方面:创伤记忆的叙述者和受众之关系,主导创伤记忆叙述的因素,以及创伤叙述的多种话语。“反右”的“灾难”和“创伤”意识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构建的结果。在这一构建的过程中,社会可以通过反思政治灾难得到自我教育。籍由构建历史创伤,社会不仅会在认知上辨认出人间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为此担负起应负的道德责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因此可能更多地分担他人的苦难,更积极地参与重新界定群体的团结关系,争取社会正义的实现。

 

一、“客观发生”和“文化构建”:历史的两种认知模式

    对历史灾难的认知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客观发生”模式,另一种是“文化构建”模式。[2]前者认为,灾难对个人所造成的伤害是一种客观发生的事情,它本身具有清晰可辨的反道德性质,这个本质的意义不允许作任何的道德粉饰。“构建模式”认为,历史事件是一种本身没有本质意义的过去发生,灾难的“邪恶”是一种由阐释者共同体所构建的意义。不同的阐释者群体出于不同的动机和需要,可能对同一历史事件作出不同的阐释,构建出不同的事件意义。

    在中国,对“反右”和“文革”持批判和谴责态度的认知中,“客观发生”观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以这一认知方式来看,“反右”客观上是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残害运动,彻底摧残了中国社会中的独立思想和言论元气。这种残害和摧残具有客观的、不容粉饰的反道德意义。进一步看,还可以把“反右”这个客观发生的“恶事”认知为性质独一无二的“特殊”恶事。“反右”不是中国历史上屡有发生的残害读书人事件(“焚书坑儒”或“文字狱”)的再演,而是自成一类的“思想整肃”。“反右”之所以特别邪恶,是因为它结合了现代专制国家的政治欺骗(“阴谋”)和制度暴力(流放、劳改、“戴帽”等惩罚),以恐怖和残害的手段公然剥夺民众的宪法权利(自由言论)。

    无论我们多么同情那些在1957年被诱骗进“鸣放”圈套乃至蒙受灾难,甚至家破人亡的人们,必须看到,“反右”并不具有一种所有的“好人”都能一眼看明白的“邪恶”本质。无论“邪恶”还是“灾难”,都是一种经过价值和道德构建所产生的“意义”,是一种被社会中广大公众所接受或拒绝的“共识”。

    仅就对“右派分子”的一般社会看法而言,从1957年的“坏人”到今天的“受冤者”,这里面已经包含了公众对“反右”共识的改变。1957年以后,“右派分子”被“戴上帽子”,许多人被送去流放式的“劳改”,社会上普遍认为他们“罪有应得”,并不同情他们的遭遇。“文革”中, “右派分子”在社会的冷漠旁观下再次遭受迫害。直到“文革”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公众对他们才有了更多的同情。“反右”从“伟大胜利”变成了几百万件 “冤假错案”,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对“反右”运动正邪判断的重新构建。寻找历史事件的真相,建立有关共识,是一个意义构建和再构建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自我认识、自我教育的过程。

    “客观发生”和“社会文化构建”这两种对历史灾难的不同认知模式并不相互排斥,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构建”需要以实际发生过的 “事实”为基本材料。在历史事件当事人和旁观者都还活着的时候,脱离普通人经验事实的构建无法令人信服。如果没有人因为“反右”而被迫害,一生坎坷,乃至家破人亡,那么谁也无法把“反右”构建为一场“灾难”。

    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利益,可以选择不同的事实来构建符合他们需要的历史事件意义。即使是历史事件中的受害者,他们也可能把客观发生的伤害构建成完全不同的意义。例如,“反右”或“文革”中发生在个人身上的灾难(死亡、牢狱之灾、劳改之苦)可以被当事人构建为“迫害”、 “摧残”和“冤屈”,但也可能被构建为“罪有应得”或者“改造新生”。就象“二战”中犹太人有的精心制作和销售标志犹太人屈辱身份的“黄星”臂章一样, “右派”受害者接受加害者加给他们的罪名,平反时感激涕零,这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受害形式。

    构建正面的“反右”回忆,最具公众影响力的是享有公共权威的人物,如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他们的言论有明确的公共目的和公共作用。与50年前相比,今天专家学者的影响已经大大上升,因为他们常被视为拥有中立客观的立场。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对于群体回忆的形成,所起的仍然是构建而非客观揭示的作用。当然,他们自己并不总是愿意放弃“客观发生”的神话,政治学学者王绍光在《南风窗》上为“反右”运动所作的辩护式回顾就是一个例子。

    王绍光提出,谴责“反右”起于“阴谋”或预先有计划的“引蛇出洞”,这只是以毛泽东自己说的“阳谋”为根据,不足采信。他认为 “反右”的“客观真实”起因是:“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 ’,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王绍光的看法是,“反右”确有必要,因为“客观事实”证明,“右派”要乘“鸣放”之机向党发起进攻,“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3]他的推论是,若非“右派”真的威胁到了新政权的存在,“打击知识分子(其实)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6亿5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384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4]按照这个逻辑,似乎也可以认为,屠杀犹太人不符合纳粹的“人力经济”利益。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中就有这样一个场景,犹太女工们在工棚里议论纳粹用毒气屠杀犹太人的传闻,她们以为,犹太人是“对他们有用的人”,纳粹不会无端浪费能干活的人力。然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证明,它所针对的是全体犹太人,并不是没有劳动力价值的老弱病残。

    为了说明“反右”的“不得已”,王绍光指出:“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王绍光列举了旅华美国人李敦白的华人岳母,“(这个普通劳动妇女)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5]当王绍光在提供“真实发生”之证据时,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即那些所谓反映“真实”的报刊材料和市民反应的背后,有统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在起作用。当时,作为“党的喉舌”的报刊之任务不就是把“右派”言论报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样的材料只能证明,“党的喉舌”宣称“右派”反党。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能用纳粹时代的报刊和“人民义愤”来证明犹太人就是该消灭的劣等民族吗?

    从1957年群众憎恨“右派”的现象来看,对历史事件意义的构建不一定只在事后进行。就在“反右”期间,此事件的意义就不断被构建着,而且,当时构建的对“反右”运动的认知进一步影响了事件之后相关认知的构建。当然,原先构建的对“反右”运动的认知完全可能在多年以后被改变,被其它的意义构建所质疑甚至取代,否则就不会有“右派”的“平反”了。在今天的意义构建环境中,还有多少人会把1957年“右派分子”对“官僚主义”和专权腐败的批评视为“攻击党”呢?

    在王绍光对反右的“事实发生”论中,可以发现历史事件构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构建可以运用的事实资源,是那些受到权力严格操控的“各类报刊”吗?是经过持续而系统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劳动人民”吗?在意义构建中谁才有发言权,他们又受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制度条件的影响?澄清这些基本问题之后,才能讨论如何正确构建历史事件的意义。

    如何看待“右派”,谴责之或为之辩护的区别,其实就是“灾难”和“非灾难”记忆的区别。这两种记忆都是构建而成的。

    对“反右”“非灾难”记忆的构建,往往采用一种“去人化”的思路。它总是从“大局”或“总体”方向着眼,这种大方向可能是“历史”,也可能是“阶级利益冲突”。在这些“不可抗拒”的“大局”面前,个人的遭遇成了微不足道的,因此也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构建中完全看不到苦难个人的面孔,只有“国家”、“阶级”、“集团”和勇于制度创新的最高领袖。这种从“大处”着眼的“去人化”构建即使不直言“反右”的“积极”意义,也会有意无意地试图取消它的“灾难”意义,至少也要强调,“右派”向党进攻,后果咎由自取。显然,这是一种权力理性式意义构建。它认为,权力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其决定是必然“正确”的,悖逆权力意志的个人受到惩处自然是天经地义的。

    与上述认知不同,把“反右”和“文革”这样的历史事件看成是“灾难”或“创伤”,其认知出发点是这些事件对个人和社会群体造成了伤害。在对历史经验和事实的运用上,构建“反右”的“灾难”记忆,一般着眼于个人所受的肉体或精神伤害和折磨,“死亡”则是这种伤害和折磨的极限标志。无论以任何政治理由,仅仅按照一个人的言论就剥夺他的生命,这样做是邪恶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一极限的其它形式的折磨和残害,也具有同样的邪恶意义。这是一种以人道价值为基本尺度的意义构建,并可以进一步政治化为公民对民主、权利、法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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