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伤（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ｕｍａ）是在本世纪初由西方社会学家提出并加以使用的。通过运用文化创伤这个概念，学者们来研究和解释西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现代社会变迁过程和影响，也有的学者用来研究突发事件（如９・１１事件等）。本文将对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创伤的研究加以梳理，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创伤的概念和研究取向，并对其研究的领域作简要的回顾。
       １　　文化创伤的概念界定当某个集体的成员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的改变了未来的认同，文化创伤（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ｕｍａ）就发生了。关于文化创伤的概念，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认为，文化创伤首先是个经验性的、科学的概念，指出了先前不相干的事件、结构、感知和行动之间，有饶富意义且具因果性的新关系。Ｎｅｉｌ　Ｓｍｅｌｓｅｒ提出了一个更加规范的文化创伤界定：文化创伤是一种被相关成员群体接受且公开相信的记忆，这种记忆将唤起一种事件或情境：承载着负面的作用；展现为无法去除；被认为对社会的存在有威胁或违背这个社会的一个或几个基本文化前提。

       ２　　文化创伤的研究取向在《迈向文化创伤理论》这篇文章中，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认为，以往的关于创伤的研究因为来自日常生活的常识性认识而遭到了扭曲，与这些常识性认识构成的“常民创伤理论”不同，他要建立的是比较理论的反身性创伤研究取向。常民创伤理论有“启蒙”和“精神分析”两种解释方法。根据启蒙的理解，创伤是对个人或社会层次的剧烈变化的理性反应。因此，行动者能清楚觉察到引发创伤的物体或事件，他们反应的效果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和进展的。当坏事降临到好人身上，他们会很震惊、愤怒、愤慨难平。从启蒙的视角看，人们会对政治丑闻、经济萧条、自然环境灾难、人身攻击和技术灾难产生各种强烈的感情，引发创伤。对于这类创伤的应对方案，是致力扭转造成创伤的环境，而对于过去的记忆，引导了这种朝向未来的思考。之后人们会发展出行动方案，个人和集体环境将会重构，创伤的感觉也会平息和消退。关于创伤研究的精神分析取向在外部的损害性事件和行动者的内在创伤反应之间，安放了无意识情感恐惧和扭曲认知的心理防卫机制模型。根据这种方法，当坏事降临好人身上，他们会非常惊骇，以至于实际上将创伤经验本身压抑下来。造成创伤的事件在行动者的想象和记忆里被扭曲，而非直接得到认知和理性的认识。精神分析的取向，针对人类有意识予以感知的能力，提出了比较复杂的认识，使得经验的真相有所察知，但只是停留在无意识层面。实际上，真相隐藏在事物表面之下，正确的记忆和责任行动都成了牺牲品。因此，对创伤的感觉和感知，不仅来自起源事件，还来自加以压抑的焦虑。创伤的解决不仅是恢复世界的正确秩序，还在于整顿自我的内在。精神分析取向的目的在于透过移除社会压迫和恢复记忆，来复原集体心理健康。为此，社会科学家强调必须找寻一些集体手段，透过公共纪念活动、文化再现和公共政治斗争，来消除压抑，让遭受幽禁的失落和哀伤情绪得以表达。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指出，启蒙与精神分析的研究取向都犯了“自然主义谬误”，而比较理论的反身性创伤研究取向，就是在拒斥这种自然主义谬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事件本身不会创造集体创伤，事件并非必然具有创伤性质。创伤可能会随着事件展开而同步发生；也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前发生而成为一种预示；还可能在事件结束之后成为事后的重构。事实上，有时候引发深刻创伤的事件，实际根本没有发生；不过，想象的事件和真实发生的事件一样能够造成创伤。无论指涉的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或是并未真实发生的事件，想象同样支撑了创伤的建构。唯有透过再现的想象过程，行动者才掌握经验的意义。创伤可以归于真实或想象的现象，并非因为它们实际的伤害性或它们客观的突发性，而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些现象是突发的且造成伤害的而影响了集体认同。认同牵涉了文化参照。唯有集体的模式化意义突然遭到驱逐，事件才会获得创伤地位。是意义，而非事件本身，才提供了震惊和恐惧的感受。

      ３　　文化创伤的研究领域Ａｒｔｈｕｒ　Ｎｅａｌ（１９９８）在《国家创伤与集体记忆》一书中研究了国家创伤的产生与应对。他在解释集体是否蒙受创伤时，指向了事件本身的性质。他主张，民族创伤的产生，源于“对于火山——犹如撼动社会世界根基的事件——的个人和集体反应”。一个事件之所以会损伤集体，乃因为它是个“非比寻常的事件”，这种事件拥有“爆发性的特质”，造成了“断裂”和“短时期里的…剧烈变化”。这些客观的经验特质“掌握了人口里所有主要次群体的关注”，引发了情感反应和公众关切，因为有理性的人不可能会有其它反应方式。“忘却或忽视创伤经验，不是个合理的选项”，“抱持温和怠慢的态度”或“犬儒般的冷漠”也不合理。正因为行动者合乎理性，创伤事件典型上才会导向进步：“发生破坏性事件的这个事实”，意味了“出现了创新和变迁的新机会”。换言之，几乎毫不意外的，“内战、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结果，导致了〔美国〕国家的恒久变迁”。Ｃａｔｈｙ　Ｃａｒｕｔｈ采用是精神分析的视角。在她的论文集中集中探讨了无意识情感加诸创伤反应的复杂置换。然而，在遵循精神分析传统之际，Ｃａｒｕｔｈ将她的分析根植于起源创伤事件的力量和客观性上，指称“弗罗伊德对于创伤经验的直觉，以及热情着迷”，将创伤反应联系上“某人无法轻易抛却之事件的不知不觉重演”。事件无法抛诸脑后，因为根据Ｃａｒｕｔｈ的说法，“心灵经验里的裂痕来得太快了”。这种突如其来，让心灵无法完全认知到事件，在经验到时，“太过出乎意料…无法完整察知，因此无法为意识所掌握”。埋藏在无意识中，事件的经验是非理性的，“现身于幸存者的梦魇和反复行动中”。Ｅｙｅｍａｎ（２００２）在《文化创伤：奴隶制和非裔美国人认同的形成》一文中，运用文化一个新领域：西方文化创伤研究进展回眸 ①李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