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C. Alexander(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志弘 译

创伤创造与实践–道德行动：非西方的关联

我在前文中阐述了支持本书个案研究的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尌此，我提出了推动创伤过程的复杂原因的模型。在说明这个分析性论证时，我参照了西方和非西方、开发和低度开发社会的创伤情境，包括了北爱尔兰和波兰、英国和柬埔寨、日本和南斯拉夫、南非、危地马拉和韩国。

如果创伤理论只局限于西方社会生活，那会是个严重误解。没错，近来是由西方社会提供了最戏剧性的，针对其国族历史之创伤插曲的道歉。但是承受了最骇人的创伤损害的却是非西方的世界，以及世界人口里最弱势的部分。西方创伤的受害者不成比例地属于底层和边缘群体成员。后文的经验案例研究，讨论了被消灭的犹太人、遭奴役的非裔美国人、被击败的德国国族主义份子，以及受支配和剥削的波兰人的遗绪。换言之，几乎不必讶异，关联于这些经验案例而发展出来的理论，可以顺畅的扩展到西方社会以外的创伤经验。在这篇导言里，我也提到了卲普赛人、玛雅印第安人、美国印地安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中国城市

居民，以及柬埔寨农民。

   人类学家亚历山大.辛颁（Alexander Hinton）曾指出「虽然灭族屠杀的行为有其古代起源，但这个概念…彻底是现代的」。事实上，他和他的人类学同事在其集体著作《消灭差异：灭族屠杀的人类学》（Annihilating Difference: TheAnthropology of Genocide）里的论文，前提尌是到了廿世纪下半叶，这个现代架构已经彻底穿透了非西方社会。45辛颁写道，「在概念层次上，像是『创伤』、『苦难』和『残酷』等字眼，都联系上了现代性的论述」。

    在大众媒体里，灭族屠杀的受害者经常被浓缩为本质化的受难者形象，这种形象可以…（重新）播送给受众，后者见到了他们自身的潜在创伤反映于这种现代主体的模拟上。难民经常是这种人类受苦的现代譬喻的缩影；既沉默无语又藉藉无名，他们同时表达了，以及前现代和未开化的威胁，他们被认定几乎是在劫难逃…尤其是在全球性的当前，有这么多样的人口和影像快速穿越国界流动，灭族屠杀…创造了流移的社群（diasporic communities），威胁要破坏其巅峰的政治体现。46

   创伤理论有助于阐明非西方社会在面对灭族屠杀时的悲剧性困难，没有比这更折磨人的例子，可以说明创伤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了。因为灭族屠杀比较可能发生于缺乏法律规范、民主，或是形式上的帄等的集体场域47，难怪在过去半世纪里，最惨烈且骇人的大屠杀事例，出现于非西方世界里比较分裂且贫困的地区：

卢安达的胡图族（Hutu）在三个星期内杀害了五十万以上的图西族（Tutsis）人，危地马拉军方在1980 年代初期的可耻内战里屠杀了二十万玛雅印地安人，毛派的红棉在1970 年代晚期的革命性清除中，消灭了柬埔寨几乎三分之一人口。

非西方世界里这些最近源源不绝的大屠杀，其悲剧性的缘由不是我们这里的关切。有越来越多社会科学著作投入研究这个问题，虽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48文化创伤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的，反而是其核弖吊诡，不是灭族屠杀的原因，而是其后续影响：为什么这些灭族屠杀行径，对其数百万立即受害者来说，创伤如此深切，却很少在广大人群的意识里留下痕迹？为什么这些可怕的大规模受苦现象对于各自的国家而言，不会成为撼动人心、公开可得的集体受苦叙事，更别说是全世界的层次了？我认为，原因在于我前面概述的创伤过程的复杂模式。

事实上，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终致烙印于西方现代性上，成为廿世纪集体创伤的独有承担之前的几年，西方以外发展最完熟的社会，已经身陷于系统性的残暴行径。1938 年十二月初，入侵的日本军人屠杀了三十万名中国南京居民。在帝国政府最高阶层的授意下，日军在现代史上最血腥的六个星期里展开杀戮，没有后来纳粹在大规模消灭犹太人时所使用的技术协助。和纳粹屠杀不同的是，日本的暴行并未向世界其余部分遮掩。相反的，这是在西方观察家批判且高度清晰的眼光下进行，并由世界新闻界受尊重的成员广泛报导。但是经过了六十年后，对于「南京暴行」（rape of Nanking）的纪念，从来没有超出中国的区域范围，而且最终几乎没有超过南京本身的范围。这个创伤几乎未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集体认同产生作用，更别提对于日本战后民主政府的自我概念有何影响了。如同最近这场大屠杀的述说者所指出的，「即使是以历史上破坏最大的战争标准来看，南京暴行也算是大屠杀的最恶劣事例」。但是，虽然对于南京当前的居民而言是极大的创伤，它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遗忘的大屠杀」。今日依然是个「模糊的事件」49，这场屠杀的存在本身，一贯且成功的遭到日本某些最有力且备受尊敬的官员否认。

如我在这篇导论里提过的，这种未能承认集体创伤，更别提将教训纳入集体认同的失败，并非源自原初苦难的固有性质。这种说法是源自常民创伤理论的自然主义谬误。反之，其失败来自于无法展开我在这里所称的创伤过程。在日本和中国，一如在卢安达、柬埔寨和危地马拉，确实提出了指认这些「遥远苦痛」之核心关联的宣称。50但是由于社会结构与文化上的理由，承载群体并未握有足够的资源、权威或诠释能力，以便有力的散播这些创伤宣称。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叙事未曾创造出来，或者没有成功的传达给更广大的受众。由于这些失败，这些集体苦难的迫害者，并未被迫接受道德责任，而这些社会创伤的教训，也未能得到纪念或形成仪式。新的道德责任定义并未产生。社会团结并未延伸出去。更为根本且更为特殊的集体认同，并未有所改变。

在结论的这一节里，我尝试支持我先前的论点，即这里提出的理论并非只是技术性和科学性的。它具有规范上的相关性，而且意味深远的阐明了道德–实践行动的过程。无论创伤过程多么折磨人，它让集体得以界定新的道德责任形式，并且重新引导政治行动的历程。这个开放且偶然的创伤创造过程，以及与之伴随的集体责任分担，对于非西方社会至关紧要，一如其与西方社会紧密相关。集体创伤没有地理或文化界线。文化创伤理论没有偏见的适用于任何时刻和事例，无论社会是否建构和经验了任何文化创伤事件，也无论它们是否致力于运用可说是源自这些事件的道德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