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让我们回到100多年以前，弗洛伊德（1856－1939，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理论创始人）在做些什么呢？ 

    1896年5月14日，《维也纳临床周刊》在其九年进程的第20期的420页写到：神经精神病协会主席埃宾（Hofrath v. Krafft Ebing）于1896年4月21日在维也纳召开会议，秘书斯塔林格博士（Starlinger）描述那晚的第三场报告时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教授关于癔症病因学的报告（不同凡响）打破常规，但缺少总结和讨论。关于这场报告的唯一反馈来自弗洛伊德自己，在他报告后的第五天，即1896年4月26日，弗洛伊德给其密友弗利斯（Wilhelm Fließ）写信提到：“关于癔症病因学的报告在精神协会的会议上受到了冷遇，埃宾只给予了奇特的评论，说它的成功将会是个科学童话……。

     癔症病因的发现很快将弗洛伊德推入到社会舆论的漩涡之中。1896年4月4日，在与弗利斯的书信中，他这样写到：“你早就知道，我是个固执的人。现在，到处都是诋毁我的言论，难道周围的人都要孤立我吗?”弗洛伊德不听朋友的劝告，仍坚持在1896年的5月6月的《维也纳临床展望》第22期26期中发表了他的报告（1896，1952；439页）： “我坚持我的主张，以每个癔症病人的情况为基础可以发现--通过分析可以重现，尽管相隔十年--这些人在早期的时候都有一次或多次的性经历。” 

    弗洛伊德的报告和他将癔症病因归结为儿童所受到的性创伤（后来他意识到该论断没有足够的现实基础,将其修改为对性创伤的幻想,而非性创伤本身），这在今天被视为精神创伤的起源，即精神方面的症状可能代表着创伤性经历的结果。 

    可是，弗洛伊德并没有跟随自己提出的“性创伤理论”深入研究下去，而选择了放弃。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他至所以放弃自己提出的理论，而转向“力比多”的研究，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弗洛伊德在奥地利私人开业，所接待的大多是中产阶级的病人，在他与布洛伊尔研究癔症病人，发现她们都回忆起幼年曾遭受过性侵犯的经历。如果他提出的“性创伤理论”成立的话，那就意味着，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都能可能承担这种罪恶。弗洛伊德的地位也许会受到威胁，就象开篇提到弗洛伊德所做的癔症病因报告的经过和遭遇一样。后来，他放弃了“性创伤理论”。 

    可是接下来，100年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弗洛伊德所愿意看到的，有人提出了“虚假记忆综合症”，把弗洛伊德又推到风口浪尖之上。 

     《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就是来回答这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遭受过性虐待的经历的幸存者，难道她们的回忆不是真实的吗？ 
       心理治疗师可以让当事人恢复对过去的记忆吗？ 
       我们的记忆是准确的吗？ 
       如果有兴趣去了解这些问题和困惑，请阅读这本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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