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记忆的遗忘与重建过程都在时刻地发生着。本期专题我们关注“记忆的政治”，这篇外刊扫描选择了集体记忆领域的新研究成果，以南非、台湾地区、波兰和斯里兰卡为例，聚焦探讨创伤记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谁控制现在，就控制了过去。“记忆的政治”这个概念意在表明，记忆时常被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工具，经过国家的改造和宣传，来达成某些政治目的。      
      过去的记忆在如今发挥政治功能，一个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制造集体记忆来凝聚一种集体认同。现代民族国家时常会发起各种大规模记忆运动（memory projects），例如历史教科书、审查制度、地名节日、群众集会等，试图将个人记忆整合到统一的集体记忆之中，以实现个人对族群或国家的普遍认同。

而创伤记忆（例如灾难、暴力冲突、社会失范）在此整合过程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创伤事件本身可能就是对国家认同的削弱，国家有必要在事件发生（或许是很多年）后，对其作出重新诠释，来弥补自身合法性的漏洞。其中很常见的，是刚刚经历了去殖民化或民主化的国家在面对过往被掩盖的创伤记忆时，为了转型正义而对历史进行的再诠释和“治愈”，以下的第一和第二篇文章，用台湾地区和南非的例子，佐证了这一点。

　　当然，民众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官方诠释。任何的社会记忆都不是静态的“产物”（product），而是动态的 “过程”（process）。本期外刊的后两篇，关于斯里兰卡和波兰的两篇文章分别就是这种过程的展现。

　　记忆的重塑

　　1. 台湾-二二八事件-群众纪念运动

　　整理自：The 2004 Hand-in-Hand Rally in Taiwan: “Traumatic” Memory, Commemorat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Studies, 20:3, 287-308, 2014

　　作者：Yih-Jhe Hwang

　　2004年2月28日，约有两百万人以手牵手的方式在台湾形成一个长约500公里贯穿南北的人链，用以支持陈水扁竞选当年台湾“总统”，以及纪念二二八事件57周年。此文聚焦于这次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台湾认同政治语境中的含义、开展过程和影响，尤其是官方力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五十多年来二二八事件的解读方式曾有多种，最初被定性为红色阴谋，并在1949至87年戒严期间成为政治禁忌，同时被海外民运分子作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重要符号，象征本省人与外省人间的族群冲突。而在解严后，由于舆论压力与国民党政府的转型需要，二二八的含义开始发生转变：先有李登辉和马英九的相继公开道歉，到后来也常被民进党用于在选战中攻击国民党。

　　发生在2004年的手牵手纪念运动则被视为通过重塑历史记忆来赢得民主选举的典型例子。绿营在纪念活动三周后的“大选”中意外得胜，这被归功于陈水扁团队通过对二二八事件的诠释和纪念而成功左右了政治议程、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更重要的是，此次运动还被视为是加速“台湾认同”本土化进程中的里程碑。那么，二二八事件与“台湾认同”之间的话语关联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在纪念二二八时都强调只有消除岛内族群间的敌对关系、建立共同的“台湾认同”，才有可能维护民主制度、避免悲剧重演。二二八在台湾的含义，之所以从往昔不可提及的创伤变身为今日的认同粘合剂，是缘于纪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为了遗忘而进行的纪念”——一方面必须将二二八作为一个暴力创伤来纪念，另一方面又必须要忘记暴力、去共同建设一个团结和谐的台湾。

　　Hwang引用Jenny Edkins在Trauma and Memory of Politics中的观点论证：主权国家与创伤之间有种微妙而讽刺的联结。“国家”暴力一方面制造对民众的创伤事件，一方面却又通过铭记和遗忘创伤来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是“国家”主动发起的对创伤的纪念，也依然只是“国家”暴力的表现形式。借用这一观点去看待2004年手牵手纪念二二八活动，就能理解一场明明是纪念死难者和伤痛回忆的运动，为何竟然会洋溢着嘉年华般的喜庆气氛。通过对群众的大规模动员以及话语的置换，暴力事实其实是被“台湾认同”与“爱台湾”的新话语所掩盖和遗忘了。

　　2.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改地名运动

　　整理自：Changing place name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accounting for the unevenness, Social Dynamics: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38:1, 87-103,2012

　　作者：Mcebisi Ndletyana

　　国家对于国民应该有什么样的记忆有很大决定权，但“国家”的意志亦非万能，其对于集体记忆的贯彻在实际中可能遇到各方阻力。南非在1994年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后，试图推行一系列修改地名的政策，以使得原本带有强烈种族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地名，能够还原为非洲本土地名，并且更适应新南非的民主价值观。然而，这些政策在九个省中的落实却参差不齐。

　　对地名的命名和修改之所以被各国政府都分外看重，是由于地名本身就是一个记忆的宝库。它记录了历史，是认同和价值观的载体，但同时它也绝非中性或自然的，而是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地名可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例如以色列的各种地名就充斥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被殖民地区，一个带有宗主国色彩的地名可用于彰显殖民文化、压抑本土文化。然而，在有些地区也会有两套并行的命名体系：宗主国风格的地名与本地风格的地名，这主要是由于本地体系是一种难以被完全扼杀的、持续的反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地区在去殖民化后立马就会开展改地名运动。

　　南非的改地名运动在三个层面呈现多样性。首先是两任中央政府的倾向性不同，曼德拉政府的政策较为审慎，而1999年继任的塔博·姆贝基对殖民风格地名的反感则更为激烈，反映出其强烈的非洲民族主义立场。其次，是九个省级政府的态度各异：Mpumalanga 和Limpopo两省较为积极，其余各省对改地名则呈现不同程度的拘谨甚至是冷漠。再就是民众接受程度不一，这一点最为明显地反映出南非人对于殖民历史的分裂态度。有人认为抛弃旧地名同样也是对南非历史的抹杀，抹杀的是殖民主义给南非带来的文明和进步——“如果要去殖民化，为什么不把殖民者修的那些房子和公共设施也拆掉？”

　　Ndletyana通过比较各地情况，总结出在哪些地区改地名运动会受到更大阻力，是取决于本地族群在多大程度上遗忘了自己原本的文化和认同。而这又有关系到过去的殖民者采取的是同化政策，还是中立或镇压政策。例如在东开普，英国的同化政策较成功，且社会关系较为平等，从而后来的改地名运动得不到很好贯彻；而在北部各省，阿飞利卡白人与本土族群的关系更敌对，而且缺乏一个充分整合的混合阶层，从而后来改地名运动受到了当地人更大的拥戴。由此看来，殖民记忆也不一定就是一个人人都想要遗忘的创伤，它可能也已多少渗透进了本土认同自身。

　　记忆的反抗

　　3. 波兰-乌克兰暴力冲突-记忆激进分子

　　整理自：Residual history: memory and activism in modern Poland, The Journal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43:6, 906-926, 2015

　　作者：Shona Allison

　　民主波兰的集体记忆问题受到前波兰东部领土争端的影响很大。二战前后由于与德国以及苏联之间的领土割让以及人口遣送问题，波兰境内发生过一系列波兰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几十年来争议最大的两个冲突事件，一是1943年乌克兰反抗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在沃林（Volyn）对波兰人进行的种族清洗，及其直接引发的波兰军队屠杀乌克兰人的报复行动，再来就是1947年被称为“维斯瓦行动”的，波兰政府军对维斯瓦地区（Vistula）的乌克兰人进行的屠杀。

　　1989共产主义政权陨落后，从前被禁止讨论的边界和移民问题开始受到广泛讨论。虽然基于稳定邦交的考虑，当今的波兰和乌克兰政府对这两件历史罪行的论调是偏向中立缓和的，但波兰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族群矛盾依然一直是大众舆论激烈争论的焦点。本文试图通过呈现在波兰的各个边缘地区中，当地媒体对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非主流”见解，来展现国家记忆与地方集体记忆之间的裂缝。

　　同时，这种裂缝及其在各地呈现出的多样性，其实是由某些关键人物来推动的。Allison批评从前对社会记忆的研究中认为集体记忆反映的是群体的意志、个人只能被动地接受的观点，而企图强调个人也有很大的能动性。Allison用波兰“记忆激进分子”的例子来说明：当一个新的记忆符号开始进入群体意识的视野时，通常是借由某些关键的个体来左右和引导集体记忆的成型。

　　这些“记忆激进分子”往往是带着多种多样的动机进入公共讨论，有的确实是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企图通过政治途径来表达他们的谴责和诉求；有的只是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企图利用历史来发展自己的仕途。他们很多持有保守主义和仇视乌克兰的立场，以民粹主义为资源在当地著书立说，影响舆论方向。当地报纸于是成为他们主要的竞技场，波兰人与乌克兰人的族群矛盾以报纸为媒介在当地扩散和升温。

　　“记忆激进分子”的影响力有时还会波及史学界的严肃研究。波兰政府建了一些历史研究机构来对历史罪行进行裁决，例如“国家记忆研究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Remembrance）。研究会中曾有学者对乌克兰反抗军的清理行动做了中立的评价，就遭到来自保守派激进分子的猛烈攻击，后来该学者的观点则突然急速右倾，从而迎合了保守派的历史论述。在这样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善于操纵资源的个体通过其在学界、媒体和政界的斡旋，往往也能从很大程度上挑战和改变集体记忆的官方版本。从而，“集体记忆”从来都不是单一整合的，而是充满矛盾、冲突和变动。

　　4. 斯里兰卡-屠杀泰米尔人惨案-记忆的自我演变

　　整理自：Memories of ethnic violence in Sri Lanka among immigrant Tamils in the UK,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5:9,1539-1557, 2012

　　作者：Laavanyan M. Ratnapalan

　　不同人群对同一历史事件可能宣称不同版本的记忆；不仅如此，同一人群对同一事件的记忆也可能随着时间流逝自发歧变。1958年发生在斯里兰卡（当时还叫锡兰）的僧伽罗人与泰米尔少数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就在同一代泰米尔亲历者几十年后的唤起中发生了态度的改变。这场暴动是斯里兰卡现代史上首次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被认为是终结了长达40年的政治秩序与进步。自此之后冲突一步步升温，直到1983年斯里兰卡内战全面爆发。虽然在集体记忆中，1958年的暴乱远不如1983年的印象深刻，但它却是许多泰米尔人民族主义情感积累的起点。

　　Ratnapalan用口述史的方法采访了经历1958年事件后移居伦敦的数位泰米尔老人。这群受访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政治立场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大多由原先在国内时的非暴力议会抗争途径，转向支持通过暴力路线实现泰米尔独立的泰米尔联合解放阵线（Tamil United Liberation Front）等极端组织。然而，这一转变并不是在1958年的经历之后立即发生的，而是在后来几十年族群对立升温的语境之中，经过了他们自己对记忆的重新整理和诠释。

　　他们在1958年面临暴乱时，一方面感到难以置信，一方面又相信事态肯定会恢复正常，并对两个族群间的关系还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暴动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责任在那些僧伽罗暴徒，国家与军队是站在泰米尔人一边。开始扭转他们态度的是政府事后解释的“有失公正”，他们认为政府错误地谴责了泰米尔人而非僧伽罗人。强烈的被抛弃感使得对暴力的回忆开始与政府的失职捆绑在一起。逐渐地，1958年暴乱记忆演变成一个混合体——政府在之前的语言、经济等各方面政策本身，也成为导致暴乱发生的原因和指责的对象。

　　许多老一辈泰米尔抗争者在如今回忆早年自己的非暴力方式时，会承认那其实是一种“可耻的妥协”。为何同一代移民海外的泰米尔人会经历政治立场上的不断激进化？这或许可以归功于一种创伤记忆的“自愈机制”。许多历史亲历者的记忆都是具有联想性和虚构性的，而这也正是认同建构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到80年代以后的激烈内战，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现实语境也回过头“佐证”了那场暴动的“残酷真相”。只有将创伤事件放入几十年的脉络中重新回忆起来，这些泰米尔人对于自身作为边缘少数派、作为流亡者、作为“泰米尔人”的自我认知，才能够逐渐变得更加连贯一致。或许有时并非记忆本身，而是记忆的变化让我们最终确认了自己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