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夹边沟”：“反右”创伤记忆的“极端处境”

    关于“反右”灾难的故事出现得较迟，最有特色的就是从本世纪初到目前已经形成自成一类的“夹边沟故事”。“夹边沟”故事系列让 “反右”创伤记忆形成了一种与纳粹“犹太人大屠杀”和前苏联“古拉格”创伤叙述相类似的中国式“极端处境”叙述。迄今为止，在“文革”创伤回忆中还找不到在震撼力和密集叙述上可与“夹边沟”故事相比的“极端处境”叙述。“文革”叙述中最常见、最有象征意义的“极端处境”，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暴行；而“夹边沟”故事再现的是一种与“红卫兵”暴行不同的极端处境，“红卫兵”暴行是自发、阵发和非理性的，但“夹边沟”再现的是一种由国家权力直接组织和执行的、有制度理性的漫长而有序的折磨：饥饿、劳累、寒冷、绝望，直至死亡。前苏联“古拉格”创伤的叙述者基本上都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如索尔仁尼琴 (Alexander Solzhenitsyn)、金斯伯格(Evgenia Ginzburg)、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和马青柯(Anatoly Marchenko)。他们的文学再现使得苏联的集中营成为共产极权的公认象征。有了古拉格，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便有了可以辨认的特征。同样，有了“夹边沟”，中国的毛泽东式统治便有了可以辨认的特征。和“古拉格”的创伤叙述者不同的是，“夹边沟”的创伤叙述者中，有的并非“夹边沟”的幸存者，而是受害者的同情者。“夹边沟”创伤叙述因此也成为一种“后记忆”叙述。[17]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其正式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由于风大沙多，该劳改农场有限的农田又多为盐碱荒滩，所以此地自开办时起就只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然而，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在这个位于甘肃省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沿的劳改农场，关押了甘肃省的近3,000 名“右派”。夹边沟农场贫瘠土地上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这么多“右派”劳教分子果腹，因此夹边沟成了“右派”分子在改造和惩罚中挣扎求生的炼狱。

    “夹边沟”创伤的叙述者当中，有的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例如，和凤鸣和她的丈夫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 “反右”中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坐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改，和凤鸣去了“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 “夹边沟”。3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18]“夹边沟”的创伤叙述者中，有的人并非“夹边沟”的幸存者，其中的代表性作家有杨显惠、邢同义和赵旭。

    饥饿和人命不如蝼蚁，这是“夹边沟”故事最震撼读者心灵的主题。饥饿同样也是不少大屠杀文学和“古拉格”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如威塞尔的《夜》和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饥饿还是一个连接1960年全国大饥荒的主题。1960年春天，在夹边沟农场，有一半人因饥饿已经虚弱得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死者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求生本能的挣扎。每天吃过食堂供应的用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一顿糊糊汤。如果有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便抓来烧了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他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相互配合从肛门里往外掏粪蛋。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后，饿极了的右派们抓住机会煮熟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通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返回“夹边沟”的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汽车颠簸中活活胀死了，高吉义也上吐下泻。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和他住在一起的年近六旬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竟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从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夹边沟”故事外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大众传媒的报道帮助扩大了“夹边沟”故事的影响。罗四鸰在《文学报》上对“夹边沟”和“夹边沟”文学的长篇综述报道即为一例。[19]报道让人们体会到，在阅读“夹边沟”故事时，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对“反右”造成的人间苦难，文学描写的真挚同情与政治学分析的冷漠隔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产生了很大的公众影响。2000年 7月，杨显惠的小说“上海女人”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此后，每月一篇，连续12篇的“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以自己父亲为原型的小说，他哭倒在地，把报刊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一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父亲死得这样惨。在甘肃省临洮县，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82岁高龄的裴天宇老人说，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4篇小说。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读不下去！许多幸存的“右派”主动打电话找杨显惠，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夹边沟”幸存者高吉义看到当地报社转载的“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后，通过报社联系上杨显惠，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尽管杨显惠已经非常熟悉“夹边沟”的故事，但高吉义的讲述让他感动落泪。半个月后，《饱食一顿》和《逃亡》问世，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原型就是高吉义。

    2004年1月，《当代》刊登了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编后”语写道：每个编辑阅读之后，不是叫好，而是沉默。那种震撼已经难以用言语表达。……无论怎么称赞，不管多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都难以表达我们对作者的敬意，因为作者之痛，不是个人之痛，不是家族之痛，不是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剜心。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选择了完全纪实的手法。为了保证材料的真实可信，书中记述的每个人物和每件事，他都尽可能地找到当事人或其亲朋好友，详细询问，反复核实。2002年8月，在甘肃安西县，邢同义见到了马述麒的遗孀李春兰，这或许是目前唯一能找到的右派分子的亲属。他向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讲述了马述麒在夹边沟所经历的一切，老人一边擦眼泪，一边表示感谢，因为她终于知道了自己丈夫的经历。邢同义在天水举行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的签名售书会上，有三个人一直默默站在一边，直到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才找到邢同义，原来他们是夹边沟的一位死难者的亲属，他们掏出一张50年代的工作证和一些旧照片，让他辨认，是否认识当年死在夹边沟的亲人。

    2006年5月，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中国小说学会第二届学会”把短篇小说奖颁发给了杨显惠的《上海女人》。小说奖的评语是：“在包括《上海女人》的《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中，杨显惠以含蓄节制的风格，通过一些幸存者对三四十年前历史事件的重述，表现了人在面对饥饿与死亡时的惨烈、坚韧乃至从容，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精神冲击力。[21]”这个奖项本身就是一种对“反右”的道德评判。

    “夹边沟故事”讲述的是一种人生灾难的极端处境。政治权力以“把罪人改造成新人”的名义，把人变成只受动物本能驱使的非人。极端处境展现的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懂得和设身处地体会的生存绝境和求生欲望。当死亡慢慢地逼近这些政治犯的时候，政治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剩下的只是生命的极度脆弱和轻贱。惩罚和死亡已经不需要理由，只是偶然的、荒谬的事实，但却仍然一刻也不放松地奴役着这些贱如蝼蚁的中国人。与这些令人刻骨铭心的身心折磨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灾难”最根本的含义――灾难的邪恶和灾难的非正义。以人的生命为“反右”灾难付出的苦难代价，是不允许用空洞的政治概念来漂白和淡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