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C. Alexander(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志弘 译

 

5、制度性的场域 

    这种再现过程创造了新的社会苦难主导叙事。这种文化的（再）分类对于集体创伤化的过程非常重要。32但是它并非在哈伯玛斯（Habermas）所谓的透明的言说情境里展开。33透明性的观念是哈伯玛斯提出来的，以之作为公共领域之民主运作必要的规范性理想，而非经验性的描述。在实际的社会实践里，言说行动绝对不是以未经中介的方式展开。语言行动受到了制度场域性质和其中的阶层化层级的强大中介。

(A) 如果创伤过程是在场域展开，它的关切会是将创伤联系上神义论（theodicy）。

.. 例如《托剌》（Torah，圣经旧约全书前五卷）的乔布（Job）故事，问到了「为何天主容许此等邪恶？」这类问题的回答将会产生探索性的讨论，论及人类是否迷失、偏离了神启的伦理和神圣律法，或者邪恶的存在意味了上帝不存在。

(B) 如果这项意义工作发生于领域，尌会受到意图制造想象的认同和情感宣泄的特殊类型及叙事所引导。

.. 例如在大屠杀的早期再现里，悲剧性的《安妮日记》（Diary ofAnne Frank）扮演了关键角色，后来发展出一整个称为「幸存者文学」的新类型。34

.. 在危地马拉二十万玛雅印第安人（Mayan Indians）遭到灭种屠杀，整个村落被摧毁后，一位民族志学者纪录了在Santa MariaTzeja 镇里，如何运用剧场「以便公开陎对过去」。一群青少年和…一位北美教师兼社区学校校长，写了个剧本，纪录了Santa Maria Tzeja 的经历。他们称这出戏为「封禁之事终将揭露」（“There Is Nothing Concealed That Will Not Be Disclosed(Mathhew 10: 26)），村民自己演出这出戏。这出戏不仅以坚定不畏缩的方式唤起村里发生过的事，还以教训的方式铺陈了军队违反的法律和权利。这出戏尖锐而精确的引述了遭到践踏的瓜地马拉宪法条文，这通常不会出现在伟大的剧作里。但是，在瓜地马拉，阅读宪法可以是深具戏剧效果的行动。表演必然引发了感动，有时候是热烈的讨论。〔这场戏〕对村落有涤清宣泄的冲击。35如这个例子所示，大众媒体在这种美学场域里很重要，但非属必要。

.. 在经历八十天的北约轰炸，迫使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放弃对于阿尔巴尼亚裔的科索沃十年来的暴力支配后，塞尔维亚电影提供了重新经历这段苦难时期的大众管道，即使他们对于敌手、受害者，以及这场创伤的性质，叙事截然不同。很难了解为什么任何在1999 年经历了78 天空袭的人，会想要在戏院里重温这段经验，还带回了十月随着米洛塞维奇（Slobadan

Milosevic）总统垮台而告终的残暴十年的记忆。但是南斯拉夫的剧情片产业在过去一年没做什么，只产出了北约战争电影，〔其中一些〕开始切割米洛塞维奇的宣传家花了十年以上才建立的国族表面。〔在一部电影里，主角叙述〕「非常容易杀人…他们盯着你，哭哭啼啼，然后你射杀他们，就解决了，故事结束。当然，后来他们全都回来了，你想要让事情归位，但已经太晚了。这就是为什么真相总是会回来评判人」（Paul Watson, “War.sOver in Yugoslavia, but Box-Office Battles Have Begun.” LosAngeles Times, January 3, 2001, A1-6）。

(C) 当文化分类进入了领域，尌会受到发布符合法律责任的明确判决，并判处刑罚和物质补偿的需要所规范。这种展示可能和接受责任的迫害者本身，或者是认同于创伤戏剧演出里的受难者的广大受众，没有任何关系。

.. 尌战争罪行和人道罪行的有约束力界定而言，1945 年的纽伦堡大审（Nuremburg Trials）是个关键。他们创造了革命性的新法律，而且导致数十项成功的执刑，但是他们并未以任何方式，迫使德国人民自身承认纳粹创伤的存在，更别提让他们负责了。36即使如此，纽伦堡发展出来的法律条文在后来数十年里继续修整，奠定了广为宣传的几十件法律讼案的基础，在近年里创造了显着的戏剧，释放出深远的道德效果。「违反人道罪

行」的审判，不仅涉及了个人，也涉及了国家组织。

.. 由于战后日本政府或是最具影响力的日本公众，都不承认其帝国战争政策犯下的战争罪行，更别说是承担道德责任了，所以直到最近，没有任何要求帝国残暴损害赔偿的案件，能够在日本法院里获得实质的进展。在解释为何一件控诉帝国政府生物战单位的案件最后有了实质进展时，观察家指出了其法律领域的特殊性和自主性。

    身为日本生物战731 部队成员，Shinozuka 先生被告知如果他遭到中国人俘虏，他对于昭和天皇的责任是自杀，而非投降泄漏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计划…现在，55 年后，他已经是个77 岁的健朗老人。但他依然深受悔恨困扰，于是他说话了，首度在日本法庭前以退伍军人身分，供诉了这个恶名昭彰单位运作方式的一手讯息…这个案子目前在终审阶段，没有像其它许多案子一样驳回，部分是因为巨细靡遗的法律研究和日本最杰出的几位律师的策

略合作。控告政府的律师指出，这个案件成为法官允许广泛纳入证据，而非迅速驳回的首例，可能也证实了赔偿议题的重大转变。（Howard W. French, “Japanese Veteran Testifies in War AtrocityLawsui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00: p. A3.）

(D) 当创伤过程进入了世界，它尌必顸接受完全不同的证据规定，创造学术的论争、「揭露」和「修订」。史学家致力于界定历史事件为创伤时，他们必顸透过可以接受的学术方法，来纪录痛苦、受害者和责任的性质。这么做的时候，文化分类过程经常引发爆炸性的方法论争议。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是什么？谁要为发动战争负责？谁是受害者？

.. 日本意图「偷袭」珍珠港，或者日本帝国政府发送给华盛颁特区的讯息，因为疏忽和外交混乱的延误而迟到？

.. 德国的「历史争议」（Historichstreit）争论在1980 年代了引起了国际关注，质疑新学院保守派的强调反共产党是纳粹攫取权力和发动反犹太政策的动机。1990 年代，丹尼尔〃哥德汉根（Daniel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志愿执行者》（Hitler’s WillingExecutioners）遭受主流史家抨击，因为过度强调了德国反犹太主义的独特性。

(E) 创伤过程进入时，它获得了机会，同时屈从于一套独特的限制。经过中介的大众传播让创伤得以戏剧性的表达，让某些相互竞争的诠释，可以获得相对于其它诠释的庞大说服力量。然而，在此同时，这些再现过程也屈从于新闻报导的限制，包括简洁的要求、伦理的中立，以及观点的均衡。最后，还有为了争夺读者群而经常导致在大量流通的报纸和杂志里，生产有时过度夸张和扭曲的「新闻」。当某个事件经报导为创伤，特殊的群体「蒙受创伤」，而另一个群体是迫害者时，政客和其它菁英可能攻击媒体、媒体老板，以及经常透过报导建立创伤事实的记者。

.. 在1960 年代晚期创伤期间，美国电视新闻将越战可怕的帄民苦难的撼人景象，带入美国民众的客厅。这些影像被反战批评者牢牢抓住。保守的美国政治人物副总统安格纽（Spiro Agnew）发动了恶意攻击，对抗「自由派」与「犹太人主宰」的媒体，因为他们坚持越南的帄民正受到美国主导的战争伤害。

(F) 创伤过程进入时，它可以运用政府力量来导引再现过程。政府行政部门成立全国调查团的决策，国会成立调查委员会的表决，国家指挥的警察调查，以及有关全国优先事项的新指令，这一切行动对于处理和引导创伤过程特有的表意作用螺旋，都有决定性影响。37过去十年里，特别委员会（blue ribbon commissions）成为这类行动偏爱的国家工具。藉由安排及帄衡调查小组的参与状况，强迫证人出席，创造精致编排的公共戏剧，这类调查小组以有力的方式偏移了诠释过程，扩张和窄化了团结，创造或否认了补偿与公民赔偿的事实和道德基础。

.. 提及数十万玛雅印地安人于1981 至1983 年间死于危地马拉反暴乱武力之手时，一位该区域的民族志学者指称，「毫无疑问，军队的恐怖行动在村落居民的意识里划下了深深的弖理伤口，〔他们也〕卷入了更大的创伤」38。然而，除了创伤的客观性质，以及它所引致的痛苦和苦难外，在集体层次承认和处理创伤的能力遭到禁止，因为村落是「一个被压制要保持沉默，且习于安然无恙的地方」。1994 年，危地马拉政府和反叛武力的掩护群体间的协议，包括了成立「历史真相委员会」（Commissionfor Historical Clarification, CEH），以便听取受影响各方的证词，并提出诠释。五年后，出版的结论宣布「危地马拉政府的代理人…对玛雅人民群体犯下了灭族罪行」39。根据民族志学者的说法，这份报告「震惊全国」。藉由公开再现痛苦的性质，界定受害者和迫害者，以及追究责任，创伤过程在政府场域里展开：「宛如整个国家放声大哭，那是压抑了几十年的眼泪，是辩白的眼泪」。40

.. 1990 年代中期，废除种族隔离后的南非政府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由普受尊敬的黑人和白人组成，这个团体召唤证人，针对先前南非白人政府压迫所造成的苦难，举办了广为报导的听证会。这项努力颇为成功的将创伤过程推广到种族两极化的受众之外，让它成为更团结民主的新南非社会共有的经验。直到黑人获得参政权，并形成主导的种族力量，这种委员会才有可能成立。

.. 相反的，法西斯垮台后的日本政府从来不愿意成立官方委员会，来调查帝国领导人和军人在二次大战期间对非日本人犯下的战争罪行。针对日本奴役数万名，可能是数十万名大部分是韩国人的「慰安妇」，替帝国军人提供性服务，日本政府在1990年代晚期终于同意发放相当象征性的赔偿金给还在世的韩国妇女。批评者持续要求官方核准的委员会举办听证会来陎对创伤，但即使有对「慰安妇」的暧昧且简短的公开道歉，日本政府从来不愿意容许这种戏剧性且遵守法律的过程。这些批评者最后自己举办了非官方的审判，显示了这种政府场域的重要性。

    民间日本和国际组织上周于东京召开了一场战争法庭，发觉日本的军事领导人，包括昭和天皇，因为加诸日本于二次大战期间控制下的国家里数万名妇女的性奴役，犯下了违反人道的罪行。该法庭没有法律效力强制执行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赔偿。但由于其中的法官和律师来自审理前南斯拉夫国家和卢安达的官方国际法庭，这场审判让这项在日本几乎不予讨论或教导的议题，具有了前所未见的道德权威。（Howard W. French, “Japanese VeteranTestifies in War Atrocity Lawsui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2000: p. A3）